【为群众办实事】漳州供电公司：以党建带侨建　凝聚侨心侨力

因此，对于为履行行政协议作出的其他行政行为，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可能不局限于该行为本身，法院甚至可能还要进一步探究，在行政协议中列入此类条款是否合法。

[91]对于个人信息权的性质，国内民法学者有很多不同的主张，有宪法权利说、财产性权利说、一般人格权说、具体人格权说、新型的复合性权利说等。当然，一旦引入多维视角，问题就会复杂得多。

随后，他们扩大研究范围，对四个欧盟国家 (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 的企业隐私实践进行研究，大量访谈企业隐私官员、政府官员与学者，并于2015年出版《实践中的隐私———推动美欧企业行为》，[34]其中很多发现让人耳目一新，获得各界广泛关注与好评。周汉华:《行政许可法:观念创新与实践挑战》，《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3页。周光辉:《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24页。后发国家如果只看到美欧法律规定的表面差别，看不到背后的作用机理，就很难从其经验与教训中获得任何有益的启示。参见沈昌祥等:《信息安全综述》，《中国科学》2010年第2期，第129页。

除此之外，《指令》第26条第2款还设计了变通性质的合适合同条款机制。[42]根据《条例》要求，信息控制者需要建立有效的技术与管理措施，包括经常进行审计、贯彻设计即隐私理念、执行隐私影响评估、任命数据保护官、采取与风险相适应的安全防范技术措施，事先与数据管理局咨商等，并根据环境变化及时更新，不断完善内部数据治理体系。对中国80、90年代单一制背景下的地方财政权力的实际运作，何梦笔（Herrmann-Pillath）、蔡欣怡（Kelly Tsai）、钱颖一、温格斯特、蒙特诺拉等学者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34] 故此，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如果选择的一方所选的现有选项最大限度地改善了自己的处境，那么这种选择是自由的。对中央政府而言，它排除了地方政府的替代方案，使得中央政府诱迫地方政府具备了基础条件。[57] 黄宗智等，见前注[32]，第143-159页。[39] 保证中央政府财政权力的行使符合宪法原则，需要中央政府建立防备各个部委之间的利益冲突造成中央财政权力失控的机制。

依赖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具体指的是当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某一项目的财政支出时地方政府对本辖区财政支出方案的提出和决定应占据主导地位。作者简介：郭锐，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南方某贫困县2003年的两亿财政支出中一亿八千万自中央和省级政府，该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年收入约12000—15000元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却只有535元，大部分资金被用于公务员工资[5]。[9] 地方政府为获取项目资金不得不配合寻租（跑部钱进），地方政策目标往往因项目的缘故而扭曲。某贫困县2002年得到总额为211万元的中小学危房改造专项拨款，但实际用款只有165 万元[7]。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制为基础的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目的、力度和方式等产生实质性影响，造成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的扭曲，也间接导致中央政府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地方政府难以设定本地财政政策目标和公共服务面临质量压力。

该职权划分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对归属地方事务的事项的明确、具体、制度化的授权。故此，宪法应明确的原则是凡属地方政府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通过一般转移支付获得足够的预算保障。在这种谈判设定中，地方政府在参与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申请时各个部门各自为政，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从一开始就埋下隐患。按照宪法相关条款，地方政府如果在行使其职权的过程中违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等事项，是违反宪法的。

[57]  唯有合乎宪法和尊重历史经验的改革建议，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建立鼓励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积极竞争的良性机制、解决长久存在的分权难题、走出价值沦落的社会困境。[18] 熊文钊、郑毅的研究借鉴了控制权视角，把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

各个主管机构竞争专项转移支付的权力，造成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越来越多、项目资金额度越来越小。在联邦制下的美国，由联邦拨款的各种项目往往附带条件，由各州政府自愿选择是否加入这些项目，这是典型的选择构筑。

3、对谈判对手（权衡选项的具体机构）的选择。这里明确事权是对地方政府行使的职权的承认和进行明确、具体、制度化的授权又一次确认。[32] Bridget A. Fahey, supra note17 ,pp.1561-1629. [33] 在2003年《欧洲宪法》草案中，辅助原则也是就地方自治安排形成三项原则之一。但宪法学研究在这个领域的深化仍是一个前沿问题。宪法规定承认了地方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的选择权和地方人大对本行政区划人民负责，也是我们对中央政府财政权力进行合理规范的前提。在本文下一部分，我将从项目制的具体运行的实践来考察中央财政权力的合理界限。

[38] 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专项资金整合试点改革中，地方政府将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现代农牧业发展、重点区域绿化、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基地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等林林总总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财政资金在不改变资金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归并整合，更好地完成了各项目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目的。张光：财政转移支付对省内县际财政均等化的影响，《地方财政研究》2013 第1期 ，第4-5页。

第一部分回顾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演变的历史，并从央地财政关系的宪法体制出发给出了中央财政权力的规范基础。第二部分以项目制为实例讨论中央财政权力运行的现状和问题。

考虑到联邦政府对程序的设定有重大影响，应在选择构筑的语境中反思联邦政府的做法是否超越了宪法授权。[34] 辅助原则被定义为那些未划入专有权能的领域内，当且仅当所欲采取之行动的目标无法由成员国——不管中央层级还是地区或地方层级——充分地实现，而基于所提议的行动规模或效果，可在联盟层级更好实现时联盟才可采取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选择构筑视角要求我们从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力的宪法规范基础来寻找对中央政府设定谈判的程序和各种决定权的约束，这也是我们寻求改革突破的着眼点。[53] 地方财政资源的匮乏还迫使地方财政借助融资担保、地方融资平台等金融工具获取资金，导致地方隐形债务问题不断积累，中央政府不得不承担财政安全性和金融风险问题。类似地，周飞舟也提出，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当总的财政政策目标分解为各部委的具体项目时，通过项目制进行的高比例转移支付造就了部门寻租和对总的政策目标的扭曲关于择校是否具有合法性，有学者认为，2006年的《义务教育法》第12条只是规定了就进入学，并不排除择校的可能。

然而在现实中，国家对父母权利的重视不够，过度侵害父母权利或者对父母权利保护和给付不足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更加需要从宪法高度审视父母教育权的特质，从而为国家完善立法提供理论依据。由于这种责任，父母必须有权去管教与训练他们的子女，因为未成年子女本人无法恰当地运用他的肌体和心智上的能力。

学校选择权，顾名思义就是父母享有选择让自己的未成年子女就读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就读好学校还是差学校的权利。[48] 何颖：《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的法学分析》，《教育学报》2012年第4期，第15-17页。

[36]应该说将未列举权利引入到中国宪法的讨论非常有意义，因为面对各种新兴权利，诸如环境权，健康权，隐私权，数据权，以及父母权利等。从儿童的受教育权出发，学校教育应该处在家庭教育权的延长线上。

第二，承认在家教育，并不意味着必然带来学校教育的毁灭性打击。该小学没有考虑这一因素，是有瑕疵的。[53] 从美国的实践来看，承认父母的在家教育权，其实给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儿童属于公共财产或者公共物品的范畴。

[42] Colin M. MacLeod David Archard (eds.),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Childr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5-116. [43] 张文显著：《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9页。当父母一方单独行使或者依据第1628条家事法院的决定委受托行使父母照顾时，该方即可单独代理未成年子女。

[65] 杨天平、孙孝花：《美国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管理角色的嬗变》，《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0页。[43]在理解父母的教育内容自主权时，如果只是拘泥于父母的这种资格或者自由，而不注重父母的能力（法力说的观点）和可能，那么这种权利观将可能会贻害不浅，因为教育内容自主权不仅涉及父母，而且还涉及未成年人，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一生。

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教育主要是一种私人物品。这种论证主要是由美国两位学者发展出来的。